斯飞亦飞

      顺着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的一条老路，多个修车房横亘其上。一扇竹编的大门却显得很突兀。旁边竖立的一块青石，上书“观复博物馆”。
　　馆长马未都以收藏明清家具和瓷器而闻名，常在拍卖场上一掷万金。年过半百，马未都精力却异常旺盛：收藏、出书、上《百家讲坛》，私人博物馆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他能说会道，满口京片子，跑开了刹不住，什么事到他嘴里顺溜起来都成了惹人发笑的故事段子。
　　“1996年我是国内第一个注册民间博物馆的，当时给我个定性归口，叫民办非企业。这事特逗，你得告诉我我是什么吧。非马非驴子也有名字叫骡子啊。”这位刚获得万宝龙国际艺术赞助奖的收藏家这样说道。

　　“说大话”的收藏家
　　马未都是地道的北京人，乙未年出生在北京，就此父母给他取名“马未都”。21岁时“文革”结束就开始收藏文物，1992年曾被称为“京城四大玩家”之一。
　　“我是赶上了好时代，大我十岁的人都不敢搞那样的收藏，当年‘文革’时，他们都是半夜把家里的古董珠宝偷偷扔掉埋掉，这是有阴影的。小我十岁的，又错失那样的机会了。等他们发现时，这些收藏品早就被我们给归位了。”马未都说。
　　关于马未都，收藏界议论纷纷。一些人评价他爱说“大话”、“喜欢出名”……马未都经常被人引用的话包括“中国收藏家，除了乾隆，也就是我吧”、“炫耀知识让我感到满足”。
　　这其中也有些冤枉了马未都。1992年并不比今天收藏者众，马未都当时确实也算个收藏的腕儿。不过把十几年前的话搬到今天的语境下理解，误解是难免的。
　　说大话，似乎对有些北京人是个习惯。至今，马未都还在为去年的“大话”还债。去年刚开网上博客，曾在上世纪80年代做过《青年文学》杂志编辑的马未都就对人扬言，“写个博客有啥难的，我每天都能写一篇。”
　　一年过去，马未都终于感觉到一席“大话”带来的痛苦：不论去哪儿，都得想着博客的事。有时去国外拍卖，还得用手机短信的形式把200字传给国内的助手。这不，看他的博客，从国家大事到社会新闻，热点无一遗漏，收藏的事却成了一小份。不明白的人还以为是什么文学愤青在针砭时事。
　　即便如此，马未都还是把写博客坚持了下来，也没有半途撂挑子。“事情都做成了，这就不叫大话了。”他说。
　　看过马未都《百家讲坛》的人都知道，马未都说起古董知识来头头是道，这对于从未在该专业有过学术背景的人来说，确实难得。更难得的是，上过《百家讲坛》的学者，基本都从舆论批评中走过。居然也鲜有人对马未都提出的观点进行抨击。
　　“我对公众讲知识时，一般都讲证据的。好像也没人跟我较劲。所有百家讲坛上的人，都依附于一个历史或一个人，而我没有依附，我必须依附自己的历程。可能再加上我不是学者，所以他们会觉得攻击非学术的人，是很掉价吧。”马未都自己分析说。
　　马未都还有个野心，准备把他的观复博物馆规模再扩个几倍，现在厦门和杭州都开设了观复博物馆的分馆。“将来在全国各地都有可能有观复博物馆，我们类似酒店管理集团那样，输出博物馆的管理，把品牌给他们使用。”他说。

　  只爱“把玩”
　　马未都读书涉猎颇丰，自称喜欢历史、政治，看到一件文物就能看到比平常人多几层的背景。
　　不过，马未都的收藏也是有原则的。字画是他排斥的收藏品，他从古瓷出发，逐渐囊括了明清家具，甚至是当代艺术。
　　“中国人讲究的是‘把玩’，这对象主要是器物。我就是喜欢能够把玩的东西，你看全世界艺术品价值大于工艺品价值，但中国却是反的，字画永远卖不过瓷器。把玩就是中国文化的特别现象。”马未都说道。
　　在收藏界，马未都早已是名人。他说不喜欢传统收藏家的那种“秘玩”，要收也大大方方、堂堂正正的。对他来说，成为名人收藏家，有利有弊。
　　有一次马未都在上海崇源拍卖会上买东西，有个人老在他附近转悠，刚开始他没注意。可一旦马未都出价买什么，那人就比马未都出价高一点。后来那人对马未都坦承，他就有钱，但对收藏一点都不懂，就想免费蹭马未都的无形资产。
　　有利的是，大量的信息会给到马未都手上。“我一直说，当你成为张艺谋那样的导演，最好的剧本会先给张艺谋。张艺谋不要再给下面的。今天是信息社会。”马未都说，在专业领域方面，他有不无得意之处。连美国很小的拍卖公司拍乾隆宫廷灯的消息，他也能轻而易举地获悉，并最终以21万美元拿下。
　　对现在的马未都来说，他收藏的出发点有些发生改变。如果放在20年前，那时的马未都做收藏，首先肯定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今天的马未都却变了。他说自己现在是为大众的趣味在收藏。“我的兴趣已经不再重要。”他甚至如此放言。
　　他举了个例子。最近刚买了件康熙五彩瓷器，上面是贵妃醉酒的图案。按照陶瓷的发展来说，清初康熙时期的瓷器并不算上乘。这在以往，马未都可能要选择再三。不过，这其中有着大众的品味。贵妃醉酒，大家都知道的故事。“这次是拼命举牌买下来的。”他说。
　　观复博物馆里的展出，也逐渐由私人收藏品向大众化倾向发展。他把自己收藏的明清家具归类，模拟成清代的书房现场，甚至是卧房，让观众更了解明清时的一种生活状态。这其中，马未都养的四只流浪猫俨然成了主人，在古典家具之间来回穿梭，睡在黄花梨的龙床之上，其中一只还有些瘸脚。
　　“开博物馆就如同养宠物，聋猫瞎狗就是宝贝，看你个人的眼光了。”他说道。这四只猫似乎都晓得主人的心情，主人介绍说，它们从不会拿猫爪子去抓挠藏品。

　　"收藏将来全捐社会"
　　55岁的马未都有时也会觉得很悲哀，他开始盘算起这么多文物将来的着落。他现在常念叨在口中的一句话是“人生三万天，掐头去尾，实质也就一万天。”
　　“我一收藏家哥们，一天在烧饭，接到原来一收藏界朋友儿子电话：‘我爹死了，他收藏的东西要卖。’这哥们煤气一关，撒腿捧着钱跑去买了，那孩子电话打了无数，就他速度最快。回来之后他又把煤气打开，接着烧饭。”　马未都说道。
　　这种事，马未都看得太多了。这些藏品对他来说，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但是即使以每件藏品一元钱的价格卖掉，那也是好大一笔钱。他更在乎的，是这些文物不要被糟蹋。
　　“有时候玩家捐文物，是走投无路，不是高尚。”马未都笑道。他觉得台塑集团老板、“经营之神”王永庆死在美国的宾馆里，是件很丢人的事情。“中国人有特大的问题，就是看不到身后，我特清晰能看到我死后的状态。”　他说。
　　“我死后会把我所有的藏品捐给社会，这还不是捐给政府，捐给社会就是将来成为公共的东西，谁也没权力拿走去卖了。我会做得比较干净。”马未都认真地说道。他甚至梦想着，有一天，他来到一个名叫观复博物馆的地方，花50元买了张门票，然后走进去参观，里面人流如织，而那时所有藏品都已与他毫无关系了。

我是怀着一种极端复杂的心情面对黄易的，拿王朔的话说，就是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复杂的原因有二，他的《寻秦记》、《大剑师传奇》，我在早年的时候就读过，那时是作为“艳俗武侠”的消遣之物，花钱从2平米大小的租书店租用所看，一饱“艳”福，当年确实看得如痴如醉，而今他的书终于以正版示人，让勾起我回忆青春往岁的火热感觉，从心底角度讲，当年确实是冲着黄易小说的“黄”而去。

其二，当王安忆等人与他坐在一起时，我就更感别扭，二者完全不是同路人，武侠原本就属通俗文化，市井好之，就连金庸努力半生想挤身于主流文学也最终不得善果。所以当王老师评价黄易说“我从未读过武侠小说，不好做评价”时，我并不感到意外。这就如同让鲁迅同张恨水同流合污一样可笑。

在香港，黄易的小说继承了80年代香港通俗文化的衣钵，足够媚，足够色情，足够暴力。加上TVB电视剧的轰动，确实红透了半边天，“金梁古温黄，武侠万年长”——一时有这说法。古龙、梁羽生早已作古，金庸也封笔，温瑞安早已不现江湖多年，也只有黄易还在执笔，在当今漫画、电子娱乐行其道的时代，孤独前行。出版社便把黄包装成一代“武侠大师”。于是，我就在这样一个“大师氛围”中与他详谈。

说实话，昨天我试图去读他的新作，但我发现完全读不下去，或许我早已与侠客的蓝色畅想年代远离。所以今天跟黄易聊天，我并没有太多的共鸣，相反确如海水一样平静的感觉，这与我当年见周国平的感觉也有着千差万别。

黄易的夫人是个美女，至少从50年岁未显苍老的面容观之，确实如此，加上善抚古琴，习书画，那种怡然的气质确有别现代物质女性。黄易并不是隐身世外的大侠，他玩线上游戏，包括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黄易群侠传”，他懂得香港如今的电影如果缺少内地市场的支撑，玩不起大制作，他也看到媒体跨媒介发展的必然趋势。他会跟你吹嘘起他所理解的空间与天道，他在武侠小说里把黑洞写成一个终极招式，他喜欢Bob Dylan……

谈话过程很舒服，尽管香港腔让沟通加入了第3方。撇去他所谓“1+X”的武侠理论，我对他对现代社会的认知基本认可——这也说明57岁的黄易并没有跟时代脱轨。他很容易让我想到金庸，很自然地做对比。譬如他写风流成性项少龙，总让我看到韦小宝的影子。不过，金庸办过报，写过专栏，最终还是混得香港文学圈的认可。记得曾经我所在的报社同事去香港采访金庸、董桥他们，金庸说还要考证宋代的历史做研究学问。

黄易则不。黄易也很直接，他说之所以在《寻秦记》、《大剑师传奇》里加入那么多直接的情色描写，是因为他之前看武侠小说时，看到“那儿”总是点到即止，实为不尽兴。于是干脆自己来写得更多、更露骨、更直接。这也是当年的一大“黄源”。黄易的文字，也与金庸当年颠峰时差别甚远，至于那本语言让我曾一时惊叹的《风云决》小说却不是黄易之笔，乃盗版黄易之名。

我其实想说的是，武侠这个江湖，一直以来都徘徊在主流文化之外，所以武侠大师作家有点像民间手工艺人的感觉。但是武侠小说带给我们个人的影响，对我们这个年代的人讲，或许比主流文化还多，比如金庸所探讨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古龙“多情剑客”……

 更重要的，是那些单纯的快乐与遐想，依然陪伴我们一生。

某人大婚，恭喜，踏上新旅程。

某件事即将结束，恭喜，生活新开始。

 

 

 本周四，还记得谁谁谁在部门会议上说到某某人历经千心万苦研究分子、粒子、夸克后得到上帝存在的证明。就在第二天，我相信了，就像一直以来中国传统的因果报应之说。

     周五晚上，和朋友在龙之盟啃完晚餐，乘坐某位X牌照的出租车，本来也是寻常事一件。不知道谁先挑起的话题，谈到了上海的房子、房价。该出租车司机也是一话唠，莫名奇妙地插起嘴来。大致意思如下：作为上海一位有身份地位的出租车司机（X牌照属于私人车），家里拥有4套房子，全在市中心，最大的一套是4室2厅，因为炒股，被套了很多钱，加上不堪租房客的种种骚扰，想卖掉其中1~2套。但又因为养了个儿子，号称“怕被其他上海人说败家”因此未卖……以上的种种原因，造成了他最大的烦恼，他老婆嫌他赚钱少，他儿子买一辆自行车花去了7万5（环法自行车专用）。总之，有钱还是没钱，都让他烦恼……

     上了高架后，该司机更加眉飞色舞，“我宁愿给她（他老婆）一套房子，让她跟别的男人走好嘞，不要整天跟我叨。”……

      话说期间，他一走神，即将要过高架出口。他鬼使神差，高架路中踩刹车。于是，我只听见“砰”的一声……幸好后面什么都还记得。

      我艰难地打开车门，头晕晕的，地上不知道是血还是汽油（估计是汽油，红红的），那辆我们乘座的有X牌照的出租车后备箱已经消失了。后面一辆PASAT还是桑他那的前箱插了进来。追尾的车司机趴在方向盘上不知道如何。烦恼的“话唠司机”这次终于用了简单明快的语言打了个电话：某某地，车祸，速来。

      两辆车都在高架上报废。在我还觉得自己神智清楚的时候，我们迅速逃离事发地，话说从高架上走下去，也是一件非常技术的活。万幸，无大碍。然而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

     任何事情都必然有其发生的原因。这也许是系统设定，也许是上帝的操控。话唠司机终于不用担心看他妻子嫌他赚钱少的脸色了，而他儿子似乎也会知道，越快的车，风险性似乎越大……

     祝愿大家每天都能平安。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的，不是自己的，千万不要乱想。还是幸福平安的人生更为重要。

     有人15岁就想飞，有人75岁了还想飞，原因可能都一样：感觉孤单。作为约翰·列侬的遗孀，75岁的小野洋子近30年来一直为摇滚界所摒弃。
　　11月22日至12月15日，小野洋子在中国的首次艺术个展《飞》在上海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和小野洋子的音乐一样，小野洋子的艺术数十年来几乎游离于市场和任何鼓噪的艺术机制外。甚至有人已经开始忘记，小野洋子在与列侬结识前，她在艺术界是多么轰动的一朵“野”玫瑰。
　　75岁的小野洋子戴着墨镜，穿着礼服，还有白色绒线帽，端坐在人前，很严肃地回答着只愿意回答的问题。她是孤独的，即使在大众面前大声发言，她也要用墨镜遮盖起灵魂的窗口，这是她多年来面对公众的习惯。不过，当她转身在白色墙壁上缓慢写道“我有一个美好的回忆”——那时，她的脸上开始闪现出轻松，甚至是微笑。
　　11月21日这天，当小野洋子首次来到中国，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对于公众近30年的指责，这个满脸褶皱的老太太释怀了么？先看看小野洋子几个重要的决定吧！

 

　　决定一：用爱回报所有的恨
　　太多的人恨她、讨厌小野洋子这个名字。小野洋子一生为声名所累，始终背负着其前夫“甲壳虫乐队”灵魂人物约翰·列侬的盛名。
　　她被视作导致披头士最终解散的罪魁祸首，列侬为了她整整5年没有公开露面。在披头士乐队解散的那些年，小野洋子几乎成为众矢之的。直至列侬离世，很多人依旧没有原谅她。即使在列侬死后20年，小野洋子仍不放弃宣传他“爱与和平”的理想而被部分歌迷抨击为借亡夫之名发财。
　　小野洋子没有辩解的打算，也许对于孤独的人来说，有足够美好的回忆就能疗养创伤。1964年，小野洋子在卡耐基诵厅第一次表演了她最为出名的行为作品《切片》：随机挑选上台的几位观众被要求用剪刀将她的衣服裁成碎片，直至全身赤裸。那年，她32岁。1966年9月，她在伦敦再次表演了《切片》，在英国艺术界引起轰动，观众席上的约翰·列侬于是见到了自己“一生里最重要的女人”。
　　现如今小野洋子已经是个满脸褶皱的老太太，但让人惊讶的是还能从她墨镜后眼睛中看到那种处乱不惊心中有数的神情，就像当年不顾全世界的反对和列侬在一起时那样的淡定。当然，列侬也不会知道，“一生里最重要的女人”已经变成了乐迷口中的“老女巫”。
　　“我知道，很多人恨我。因为我嫁给了列侬，”她缓缓地用英语说道，“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恨我，因为列侬和我结婚。这个恨还很大。但恨和爱一样，同样能带来很大的震撼能量。所以，所有对我的恨，我会转化成爱，我拥有这个能力。所以，今天我对你们有很多的爱。这就是爱，我得到那么多的关注度，我都能转换成爱。就像浇花，有三种方式，一是毫无感情地浇，二是带着恨意浇，三是饱含爱意浇，我想结果肯定是第三种浇法能让花开得更快更好。”

 

　　决定二：请叫我洋子
　　小野洋子一生为他人而活。最早和列侬在一起时，她曾放弃了艺术，她当过列侬的经纪人，甚至曾被列侬培养成一流的录音师。不过今天，她似乎比谁都更明白自己要为谁而活。
　　“她是世界上最著名而又不为人知的艺术家，每个人都知道她的名字，可没有人知道她做了什么。”这是列侬生前对她的评价。
　　11月21日，熟悉中国文化的小野洋子说自己决定把名字改了，“小野洋子”成为过去。这天起，她叫“洋子”。只见她拿起毛笔，郑重其事地在宣纸上写下“洋子”二字。并声明从此将以“洋子”这个名字继续在艺术领域的创作。但她并不愿意解释为何如此做，也许是“小野洋子”带给了这个女人过多的伤害。而叫“洋子”的人毕竟太多了，俯拾即是。
“我并不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就一路强调维护女性权益。女性成为弱势群体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客观问题之一。”小野洋子表示，她强调维护女性权益并非出于自私利益，“我只是想提出来，女性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而已。”
　“男人们，没有我们，你们的结局你们会知道。”小野洋子说道。本次展览的主题就是洋子的女性主义以及和平。此外，这些作品除了被展示在可·当代艺术中心的空间以外，还将发散到上海的各个角落。例如有20幅“小野洋子—FLY飞”展板广告将会在11月布置在上海的地铁沿线。另外，她的多件“说明书式”艺术作品则将被散布在全市各处的画廊、餐厅、酒吧、商店等。
 
      决定三：工作至死
　　这次展览，以小野洋子这20多年的艺术装置作品为主。《修补》是她的一件互动作品，展厅内放着四张小桌子，16把椅子，墙上安了一个架子。罐子、杯子等陶瓷被打破成碎片放在桌子上，观众将被邀请“修理”它们，可以粘也可以绑，然后将修复的作品放在架子上进行展示。
   《生长》是洋子本次做的一个装置作品，一些棺材的木盒，里面有一盆青松，漫过了棺材，向着天空。而《茧》是洋子在上海刚做的作品，她用树脂和棉花做起了一个超大的蚕茧，茧的一端，已经破裂，象征着“破茧而出”……
   如此看来，守寡了近30年的洋子仍然愿意在艺术上做出些成绩。尽管她被艺术界模糊地称作“过去50年间，小野洋子一直是国际舞台上重要的实验和先锋艺术家，而且是少数女性艺术家之一”——这一直没有获得洋子本人的认同，因为同样是这帮人，又称呼她为“艺术投机分子”。
   “我不想做所谓的先锋艺术或前卫艺术，我就是我自己。如果评论家们不赞同我的工作，我也不认为他们是好的评论家。”洋子说道。
     正如2003年9月，70岁的洋子在巴黎又一次表演了那个经典的《切片》一幕。她在台上说：“来吧，剪下我的衣服，随便哪里;每个人剪下的面积不要大于一张明信片，并请将这碎片送给任何一个你爱的人。”她解释那场事隔37年的表演时说：“1964年我第一次做它时，心里满是愤怒和不安，但这次，我是怀着对你、对我、对全世界的爱而做的。”
    同样让人容易想起来的，是洋子做的一部录像作品《苍蝇》，《苍蝇》用了所有的胶片展示了一位寂然不动的女士，看上去几乎是在昏睡。唯一运动的东西是一只苍蝇，镜头跟着它停留在她身体的不同部位。这部电影是如此无聊，镜头随着苍蝇而移动，视觉随着镜头而移动。洋子把这部影片描述为自传体的篇章。
   “我工作的时候不会伤心，我会一直工作下去，直至老死。”小野洋子在上海面对公众说道。
     事实上，她并没有释怀。
   “对，我就是个女巫，我不介意你们怎么说，只有我自己的声音才是真实的，我不会为你们去死，你们最好面对这个事实，我会一直好好活下去……”小野洋子在最新的音乐专辑《Yes，I'm A Witch》中这样唱道。

 

    所有商品都在降价，新闻上不断传来工厂倒闭、老板自杀、失业加剧的消息，经济危机是真真切切地来了。这比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感觉强烈地多，毕竟经济危机比金融危机更容易波及到我们的生活。

    这让我想起威廉·曼切斯特笔下《光荣与梦想》中落魄的美国30年代——谩骂与谎言充斥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仿佛一夜之间，街头堆满无一不是刚从监狱、看守所甚至是精神病院放出的神情亢奋的人。而穷人的智慧，也开始显露无疑：男人的刮胡子刀片磨了再用，自己动手卷纸烟；为了省电，改用25瓦灯泡；孩子们捡汽水瓶到铺子里退钱，一个两分；上面包店排队买隔宿的面包。妇女们把旧被单剪开再把两边缝接起来，这样就把中间磨损的地方分移到两边去了；把自己的衣服改一改给女儿穿，这样在邻居太太面前就不显得寒碜了。许多人家把收到的祝贺圣诞的卡片保存起来，明年好改寄给别的朋友……

    如果情况继续持续糟糕下去，不难保证上述情况不会出现在中国，而关于“社会主义不会发生经济危机”的优越性，相信早已没有立足之地。上海的堵车状况会不会在这场危机中得到改观？旅游景点假期人满为患的消费方式会不会消失？而那些奢侈度假场所、高档消费地，会不会因此变得不名一文？不过，青年人将受打击的程度最重，因为他们是“走投无路的一代”，很多人还没有学到赚钱的本领，就将不得不靠政府救济过活。

   谁能生存下来？这个问题，将在往后的两三年内，变得非常重要。希望朋友们都能安然度过。

 

 

    今天下午，和一个颇有见地的艺术家邱志杰聊了很久，他带给我一些思考，这些思考有些虽然是一些非线性的逻辑，我还是希望能尽量还原。也许我们每个人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只不过，我们只是仍彷徨在门外，而某些人，已经能回头看待这些问题。我主要是谈成功与失败，关于其他，我则省略不提。

    成功与失败，这两个对立的词汇，很多人必然喜欢前者，如同光明与黑暗的分界一样。显然，每个人对于成功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优裕的生活？美满的家庭？甚是崇高的社会地位？只不过遗憾的是，如今这个商业社会里，关于成功的指标是过于坚硬了，过于物质化，有房之后是有车，之后是高尔夫、游艇……尤其在上海，成功这个关键词变成主流意识形态之后，每个人都是在独自地奋斗。媒体过于片面强调和夸大成功人士的所谓精英生活。然而，这种成功是否是真的成功？

    邱是个读庄子和维根斯特坦的人，“什么都没有，对我们来说也许是好事。”这是他的朴素理解。有房可能意味着沉重的房贷，有车还得关注不断上涨的油价，有高额的工资，则意味着你有高额的支出，如何“富有想象力地变成贫困”便是一件伤脑子的事情。

   “不管把未来描述成多好，都是欺骗，所有的这种描述都把时间线形化了，”邱说，“我们把所有的事情变成奔向未来的隧道，我们走在湿嗒嗒的隧道里，其实不知道，也许拿锤子，敲一敲隧道的墙壁，也许外面就是一片旷野。今天人们活得痛苦的最本质的原因，是活得不艺术，活得不审美。在定义之外，总有别的可能，这些被我们功利地给忽视了。”

    现在中国人最应该面临的一个课题，也许是“如何成为一个失败者”，因为失败者在庄子的逍遥游里，也是一种生活的可能性，正如鲲鹏和燕雀一样。俗话说得好，不以成败论英雄嘛。而对于有钱人来说，如何艺术地把钱花掉并回到贫困的状态，才是一件紧要的事情。在这方面，巴菲特和盖茨都是聪明人，他们把外贯家财全部捐出，一分不留给子女，他们的成功才是人生态度上的一种成功，是精神胜利法的彻底。

    给一种可能性，这看似容易，但真正做起来，却是那么难。比如从中山公园到人民广场，可以选择直接乘2号线5站路，也可以选择做4号线到上海体育馆再转1号线，甚至可以选择从中山公园坐车到虹桥机场，坐飞机到北京，再从北京飞到纽约，从纽约飞回浦东机场，再坐2号线到人民广场。现实中，我们大部分人都选择了第一种道路，我们从小接收的一种教育，便是功利的知识背记。渐渐地，我们忽略了选择生活的其他可能性，我们甚至根本连想都不愿意想。人生就好像在打一个RPG式的网络游戏，人人每天抓紧时间打怪疯狂练级，生怕被时间、被别人扔在后面。级别的高低，意味着你赚取金钱能力的高下。可是，我们大都忽略了，我们完全可以选择另一种轻松的游戏，甚至是不用努力积攒EXCP。

    是的，我们生活得不艺术，不审美，尽管我们不是艺术家。其实艺术就是多种可能性的存在。我们快速地出厂成为社会机械的一个部分，再快速地折旧报废。作为零件，我们是被组装的产品分子，这样的我们没法创造新的产品。“人类最近怎么样？”比起艺术家这种见面打招呼的方式，我们欠缺了太多了他我。自我在高速膨胀，然后爆破，一钱不名。

 

我很难受，因为5。12。电视反复播放着废墟、死亡的字样，如同压在胸口的一块大石，让人呼吸难喘。我看见BBS上一张张灰尘中蜷缩死去的小孩，我甚至怀疑这一切真实的可能性。带着酒精，我想起Tom Hanks演的《绿色奇迹》中那位黑佬，他不仅能治愈人类的顽疾，甚至能替人承受痛苦，多想成为那样的人奔赴灾区阿。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彼时大都对时光的流逝视而不见，现在好了，这一小时，一分钟，甚至是每一秒，都煎熬着我们的神经。涩苦的酒精，有时反而能让人清醒，治愈痛苦。记住今天，好好活下去，祝愿受难的人们通往天堂的道路上一路走好。

    我麾下的小罗（罗纳尔迪尼奥）依旧强悍，在实况2008中搭档小小罗（C·罗），前面是老老罗（罗纳尔多），三叉戟称霸欧洲数次。这样的阵容恐怕永远不会出现在现实的比赛中。不过，最近的消息却是，小罗将要被巴塞罗那扫地出门，原因是小罗日趋疯狂的夜生活和抱着高薪走向低能的状态。

    是的，现实就是这样。是英雄都有末路的时候，哪怕曾经再怎么辉煌，那个贝咸不是差点找不到球踢么。 去年看过那场土耳其联赛队伍与AC米兰的对阵吧？那个老家伙、AC米兰辉煌时的核心、葡萄牙当年的黄金一代，被卖给土耳其联赛队伍的鲁伊·科斯塔下场时不断捶打着胸部，眼睛里饱含着泪花。他想说什么？我猜到了，他一定是和当年的巴蒂一样，在自己骄傲和疯狂过的年轻时代过后，在这个圣西罗球场退役，他是想说“我的心在这里。”而不是被扫地出门。

    我始终是痛心的，我甚至开始嫉妒起巅峰时受伤退役的那些人儿，范·巴斯滕凭什么穿着白衬衫，像绅士一样指挥着只比他小上十岁的后辈，如果不是当年的伤让他饱含尊敬地从足球场撤退，他何以成为今天荷兰队的主教练？

    这不公平。范·巴斯滕应该和巴蒂一样，在欧洲的某个二流联赛和酒精中消耗生命，并在某个午后朝故乡眺望。至少，他应该尝尝辫子巴乔那反复被拒绝的滋味。巴斯滕什么都没有付出，只是用身体上的伤痕获取了所有的名利。而可怜的战神巴蒂阿，我甚至在网上再也搜不到关于他的相关新闻。

     多年以后，我依然想起巴乔小辫子的背影、巴蒂的嘶吼。现代足球，已经没有这样执著的人了。人流翻过，我再也记不下他们的名字。我翻出实况2000，重新给自己租了个队伍。那是属于记忆中的一代偶像，我给它起了个名字：万岁，战斗着的英雄！

“教父”的标识
曹俊杰/文

   温文尔雅的“香港设计教父”陈幼坚也有发怒的时候，每当那时，就连他标志性的小山羊胡子也会上翘。“我不是做LOGO（标识）的。”他常如此对人吼叫道。接着又缓缓加了句解释：“我是创造生活的。”
   "教父”生怕别人再次错误理解他的工作性质和所谓的“生活”，加上自己一贯对于“包装”的喜好，于是在上海美术馆举办起他第一个内地个展《因为生活…陈幼坚作品展》。　　

    惨淡艺术家
    看看陈幼坚展览的所谓生活艺术装置作品，未免让旁观者有些愤慨：他利用外出京都、上海的公干时间，拍得一些酒店、外滩的风景照片，然后把它们拼凑成苏州传统建筑的门框；或者拼贴在几十根不锈方钢条上，借此影射竹林上演化出的现代城市风景；再者，用筷子、叉子、吸管、棒冰棍等快速消费品废料排列成世界各地文化和商业象征 （如米老鼠、李小龙、玛丽莲·梦露等，还包括他自己）的剪影；而所谓对春夏秋冬的艺术理解，仅仅以四张不同时期在旅行途中的飞机上空拍摄的照片，拼凑出一个四季的概念……
    这30多件作品号称“纯艺术创作”，表面流露的、骨子里流露的都是商人的本质：偷工减料，废品利用，这离艺术的初衷相距甚远。甚至让人不免联想：“教父”所谓的生活，难道就是为废品再次创造价值？
    看上去不像，至少陈幼坚表面光鲜。对于身上只穿Amani、Prada两个品牌、十年前就开着香槟色捷豹车的成功男人，还会钟情于物质社会外的底层并富有极大的好感？或许，只读过初中、上过夜校、家里曾是水果铺的经历，让这个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成为全香港收入最高的平面设计师的人对此至今流连。
    “我不是一个艺术家。” 陈幼坚对此承认说，他习惯于一手从客户手中接过高额支票，一手递给对方一个光盘——里面可能只是几张图片和文字说明。在过去的30年中，他学会了一个名叫“包装”的技能，并以此为生、逐渐衣食无忧。
    在上世纪70年代，上过10个月夜校的陈幼坚给香港产品制作平面广告，大胆的想象让他赚取了第一桶金；80年代陈幼坚给张国荣、梅艳芳等明星做形象设计，让陈幼坚“学会了怎么包装一个人，而不是作品”；到了90年代后，他开始给众多跨国企业做品牌标识设计，频频获奖，加上已谙熟于心的包装技能，一时国内外声名鹊起。
    2000年起，陈幼坚开始制作纯艺术，并利用国内外的知名度，逐渐向艺术界靠拢。2006年上海双年展上，陈幼坚利用品牌做了《英雄所见略同》参展，内容是让一组组来自不同领域的跨国竞争对手在商标上和谐共处：用耐克的小勾勾拼出阿迪达斯的三叶草，放上广告语“Just do it”；麦当劳的“M”由肯德基上校的头像构成，而旁边的大幅肯德基上校头像里则包含着无数个“M”……
    “做一个好艺术家，生活状态和经历最重要，而吃饱穿暖又是最重要的。”陈幼坚解释道，也难怪，他的“艺术作品”总跟酒店、筷子、吸管、棒冰棍息息相关。

    　　LOGO大师
    展览的另一大部分，才回归了陈幼坚平面设计师的本质，这是多年来他在中国内地和香港、日本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平面、产品、品牌以至室内空间等设计项目。
    大街上、超市里，摆放了无数罐装的可口可乐，可能很少有人在意表面的中文波浪形标识，这可是陈幼坚的得意之作。可口可乐在中国卖了24年，字体曾经一直都是红色呆板的宋体字。2002年，可口可乐公司委托陈幼坚为其设计中国本土化标识，陈幼坚想出了一个简单又经典的方法：将“CocaCola”英文字的字体个性全都放在中文字里面。于是，新推出的标识，每一个角度、线条都是依着这个美国的英文字体做出来，好像同一个DNA，生出一对孪生兄弟一样。据说，2002年他设计的可口可乐中文形象一推出市场就受到广泛赞誉，有人评价这个和英文“CocaCola”字体一致的设计“巧妙沿承了可口可乐100多年的文化”。
    1971年，陈幼坚还为香港文华酒店设计过一把扇子，用香港的海景作扇面。“选择扇子是因为文华酒店注重东方风格，而香港是东西交汇之地。”他建议饭店将扇子放在住客枕边，“扇子打开表示欢迎，于是住客会将此作为一个旅游纪念品。”时至今日，文华酒店的标识依然是一把扇子。
    如今，陈幼坚的设计作品遍布世界各地，他本人曾荣获香港乃至国际设计奖项400多个。1996年，被设计界视为“圣经”的Graphis杂志将陈幼坚设计公司选为世界十大最佳设计公司之一，1997年，陈幼坚设计的海报及艺术挂钟被美国旧金山市现代美术博物馆纳为永久收藏品……做得出名了，开始有人称他为“大师”，再之后，他俨然成了中西、古今文化合融的代言人。现在的说法是，拥有陈幼坚设计的标识，是品牌迈向国际化的第一步。他甚至自言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通过自己的设计，在无形间改变了无数港人的生活态度，从而提升了香港的城市形象和普罗大众的生活品位。
    一个简单的图案，却并不是人人出得起陈幼坚的高价。看看他不断接的单子：可口可乐、中华烟、外滩三号、外滩源、Naga上院、香港文华酒店、香港四季酒店、Bossini、大快活、日本三井住友银行等。据陈幼坚自己说，他给香港大快活快餐连锁店设计了品牌标识之后，一年内，该公司的市值翻了8倍。目前，他还有北京、上海、杭州、青岛等近10个项目同时开工。
   “只要我的手还放在设计台上，我的激情就会源源不断。做设计把握方向最重要，而方向来源于市场的敏锐感觉。”说到底，陈幼坚还是个做LOGO的大师，而且做得还真不赖。至于艺术家，那是“教父”额外的“标识”。

      兴许是累了，脾气暴躁得多。该歇息了，我想。

     现在凌晨，周围一片静寂，好一个难违的夜晚。打开窗户，有些风，飒飒作凉。其实，我倒没什么大志，日子过得慢腾腾的，给个时间发发呆，我也心甘情愿。这就是人们所经常提及的“慢生活”吧。但不知道从哪时起，我对时间居然有了某种“感应”：譬如某个点问我时间的话，我可能猜个大概，误差一般不超过20分钟。这当然不是好事，对时间太功利，并不是我所期望的。

     我曾经尝试让自己一直紧绷的心弦放松下来，譬如故意放慢生活节奏，发现却是无效的——总有无数的琐碎事情等待你去办；然则又想沉浸在某部书中，也是徒劳的，读书的心态太近功利——总想在几天之内读完一本什么样的书。倒是蛮佩服那个叫米丘的艺术家，倒不是他的作品有多出众，而是他对生活的态度。他跟我说，作品，要在有意无意间完成。而他，把他的生活也当作一件作品来雕琢。可想而知，生活是件多么惬意的事情。他的那句话，我想了很久。我所缺乏的，就是这种生活态度的大度。

　　今天晚上，我特地去朋友们的blog上转了一圈，看看他们发生的事情，给他们留言。这些事情，我本来可以在日常做的。只不过，我的双手是那么懒惰，我用种种理由拖延，看着故事萎缩，看着人物回忆。可是，这些都是活生生的面孔呵。我不得不厌恶起自己的可笑和荒谬。自私与懒惰，像一对孪生姐妹，纠缠了我的视线。又想起中秋那天，我给老戴打的电话。电话中，他的语句很模糊，我听出他的辛苦、他的期盼。然而，这竟然是我两年来第一次与他如此交谈。忽视的又是什么？

　　明天，我将在海边，享受东南亚的旭日和暖风。面朝大海，我会想起谁？海子？志摩？还是席慕容？统统不会。从那天起，我要“在梦的青波里依洄”的，是每个朋友的笑脸。

　　

 

那些争执不休的大师们

    在那个瘟疫流行和黑死病爆发的中世纪，西班牙天才画家提香(Titian,1482—1576)或许是太长寿了，长寿到他独自一人就可把威尼斯画派发扬光大；长寿到他的时代没有人能超过他，无论年龄还是累积起来的绘画技巧。很多年里，威尼斯没有任何同行可与之匹敌。在提香在世那些年里，“威尼斯的声音”就是提香的声音，而他的长寿，也铸就了他的高傲，冷峻，甚至不可一世。
    提香的作品则更为长寿，他是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珍藏的最早的画家之一，他的作品，流传到世界各地。如今，大师提香和他的传人，他的崇拜者，他的后辈，包括他最不可原谅的另类，都获得了同等待遇。9月12日至11月12日，在上海博物馆举行的《从提香到戈雅——普拉多博物馆珍藏展》上，可以看到西班牙绘画史上从提香时代到戈雅时代52幅经典油画作品，或许，也可以从中看到他们在绘画史上留下的不能拭去的痕迹。
    就如同伦敦的创意设计成名在巴黎一样，西班牙的绘画大师并不是在巴塞罗那或者是萨拉戈萨走向世界，他们成名在意大利的威尼斯、或是佛罗伦萨。这其中，又以提香、丁托列托，“西班牙三杰”（戈雅、格列柯、委拉斯开兹）为代表。
    不过，最早在他乡获得成功的绘画天才提香，在后代批评家眼中，并没有获得很好的“声名”。萨特在描述提香的“声名”时，曾用了这样的语句：“在威尼斯的画坊，提香是仅次于上帝的人。” 在贵族阶层，提香“声名”日上：他给西班牙的两代国王菲利浦二世和卡洛斯五世绘过肖像，并把服务对象锁定在上层人士的宫廷实景上，此次展览的绘画《菲利浦二世》便是其一。在威尼斯的画坊，提香有权驱赶任何一个他看不顺眼的画工，而这些雇工将成为牺牲品，仿佛被刻上灾星、传染病的标志——他们是被大师抛弃的人。
     一个极端的例子，便是西班牙的另一天才画家丁托列托（Tintoretto 1518-1594）。大约在1530年代时，少年丁托列托还是作为学徒在提香的画坊里工作，但几天以后，大名远扬年过半百的提香在画坊发现了丁托列托的天资和桀骜时，丁托列托便被解雇了——这件事在意大利诸多关于绘画大师的列传中皆有记载，包括他们同时代画家乔治·瓦萨利《绘画、雕塑、建筑大师列传》的叙述。
    然而，丁托列托终究是一个另类。这个提香曾经的门徒，如同赌气一般，自己在紧邻他师傅不远处另开了一个画坊，展开“暴风骤雨般”的反攻。提香注重画面安静、宗教意味，丁托列托便有意注入了更多力量、激情，将极为个人化娇饰风格引入威尼斯；当提香只为上流社会绘笔时，丁托列托则把目光瞄准了资产阶级和下层人士；丁托列托甚至抛弃了提香金色的粉末状态，在很多画作中转向灰色和铅灰色等冷色调，即使在其他热烈的形象中，黄褚色和红色占据第一层次，而不是提香所惯用的颜色。
    丁托列托的反击卓有成效。提香比丁托列托年长30岁，对他充满了敌意。不过这并不妨碍提香研究这位年轻艺术家的作品，重要的是，提香还依次对自己的方法和技术做了一些调整。然而，丁托列托为获取订单所做的进攻性策略和他的形象破坏了当时画界约定的尊严规则，都在客户和画评家间留下恶评。不可否认的是，丁托列托在16世纪后半期主宰了威尼斯。当然，这是在提香过世之后。毕竟，一个时代，终容不下两个同样的天才。
    幸运的是，他们的作品比本人更为长寿，冲突逐渐成为不同风格精彩的对话。提香不仅对于同时代的画家有着极为明确的影响，他对后代的作用或许更大——在构图、色彩和光线上，鲁本斯、凡·代克、委拉兹开斯、戈雅，还有几乎所有的西班牙马德里画派传人，都在分析和临摹提香的作品。而格列柯则继承了丁托列托特有的激奋和活力。
   “丁托列托是威尼斯的首席送葬人。”多年以后，当艺术评论家们解读丁托列托的《朱迪思和赫罗佛思》画作时，突然发现了这个问题。画中，少女朱迪思面无表情地拿一幕褚黄的床单，正准备盖上被她砍下脑袋的赫罗佛思将军裸露的躯体。半掩半闭的床幕，则是提香最为擅长的金黄色调。

 

图片不会上传，想看图的网上找吧

 

 

    该死的！

    我总怀疑自己的动手能力是不是太差，这不，连手机都开始“教育”我起来。“主人公”是MOTO的A780， 用了有一年了，还算好使，可最近老是莫名其妙死机来着，这让我这平常短信也懒得回几个字的人也焦虑起来：那打个电话、发个短信可真是难啊。开机、死机、关机，再开机、死机、关机……RP好的时候，还能凑合着顺利用一回，不好的时候基本上半天无望。那个焦虑阿，还好不像岚哥用手机看股市，那不把人整死？

    上网查了查，才知道，原来MOTO的手机有个设计缺陷：Linuｘ系统的手机虽然文件管理系统强大，但是会在手机系统中产生文件碎片，如果不通过外部软件清除，久而久之，总有一天会出现“内存已满”、“载入ＤＢ”、不断死机的故障，而且当你采取了其它不当的短信、通讯录的删除办法时，会大大加速这一状况的到来。我查了下我的短信存量：2000条！除了收件箱的近千条，垃圾箱里还摆放了1000多条，晕死了。

     这还是其次，但更让人恼怒的是，系统还有一个更大的BUG：当你内存不足的时候，你做任何操作，手机都会以“系统忙”来否决你。这就相当于一个死胡同：你太多的垃圾短信占用了你的内存，你想要把它清除出来的时候，系统又腾不出内存空间帮你解决。于是，最后的结果是，越来越糟糕和冗繁。

      看了看网上刷手机的程序方法，实在难以下手；拿给JS问，明明只是软件问题，又说硬件故障，非要200元硬件修理费，气不打一处。不过，聪明如我，终于发现了一条解决之道：那就是在不能全部删除的情况下，手动操作，一条一条删除短信！

      My god！2000多条啊！我整整用了三个小时的时间，在公交车上、电梯里、地铁人群中，反复做着打开、选择、删除的操作，差点崩溃到用那只尖尖的手机触摸笔自杀。这就是量变引起质变的结果。财富估计也是一样，钱少的时候，都紧巴着消费，财务状况极其良好。钱多的时候，这就纳闷，怎么每个月要还这么多的信用卡欠款？靠，人就是卑贱。

     量变引起质变的还不仅如此。我们的同事温喜庆因“上班这点事”，最近在上海特红。这不，今天下午，和几个同学见面，突然发现了喜庆同志的诸多喜糖，还被间接地带上了任务，美其名曰：一定要找那个长得好像特欠扁又极有趣味的装嫩的老男人要签名照片若干。喜庆哥，需要经纪人不?需要推出衍生产品不？需要搞个人演唱会不？原来，赚钱的机会无处不在，而且就在我们的“脚下”（楼上楼下的） 。

 

 

 

 

 

 

精神恍惚地厉害，需要放松一下。

 

 

 

 

荒诞的椅子，荒诞的西班牙

 

     屁股下的椅子，饱受我们折磨，我们也同样饱受椅子的折磨。造型别致的，我们会觉得不舒适；舒适的，让人觉得没有新意。难道我们对椅子要求太高了？毕竟，每个人有半辈子是坐着度过的。想象一下，家中如果拥有一把可以自然生长的座椅，会是怎样？再弄一个像浮标一样随处悬吸的游泳圈壁灯。再不满意的话，那就让沙发穿上高跟鞋、让台灯变成枝丫并茂的植物吧。　
　　这不再只是想象。在西班牙的设计世界里，这些都早已成为现实。6月13日至7月9日，300件西班牙设计作品在上海美术馆中呈现：除上述怪异之物，还包括拄着拐杖的台灯，可环顾四面的巫师椅，就连唱诗班庄重的长椅，也被设计师拿来戏谑……作品包括百年来西班牙设计中具有代表性的100张椅子、100盏灯、100张海报。
　　西班牙盛产天才，也盛产疯子。他们擅长的荒诞，从四个世纪前塑造堂·吉诃德的塞万提斯始，就一直不止。安东尼·高迪把中规中矩的建筑玩成弧形，毕加索画的只有他自己明白的抽象画。当然，还有那个喜欢在画中把脑袋枕在拐杖上的萨尔瓦多·达利。没有人怀疑西班牙人的想象力，四百年前这样，一百年前这样，而今，依然如此。“这是夸张的玩笑。”此次300%西班牙设计展的策展人、来自加泰罗尼亚的设计师Juli　Capella如此说道。
　　椅子，可说是西班牙设计的代名词，也成为西班牙文化的一个象征。据说，西班牙一些地方，至今还保持这样的风俗：青年男女谈情说爱时，总爱在身边放一把空荡荡的椅子，上面并不放任何东西。西班牙对椅子所表现的好感度，可见一斑。今天，西班牙椅子种类成百上千，什么“乐家椅”（Silla　Roca）、“奇科特椅”（Silloncito　Chicote），名称极为复杂。国际工业界干脆用“西班牙椅子”统称这些异类。
　　椅子在西班牙也被称为“微型建筑的象征”。一度，西班牙建筑师、画家对椅子的荒诞偏好，超过了对自身职业的热衷，高迪、达利等人，都曾把玩过独特怪异椅子于西班牙设计中。最先被高迪拿来尝试现代主义风格的，就是椅子。20世纪初，维多利亚奢华风在设计中仍大行其道，而什么人体力学、功能主义还处在“娘胎”中，高迪凭着他天才的敏感，在建筑和家具设计中加入自然和各种有机形态。对称、庄严在他眼里不过是矫饰、机械或者冷漠的代名词，由他带头的“新艺术运动”在当时影响广泛。
　　超现实主义画家代表达利就宣称：“椅子不仅是用来坐的。”他的一部分超现实构想在椅子上变成了现实：“蕾达椅”（Silla　Leda）椅腿是三条穿着高跟鞋的女人大腿，椅背是一个扭曲的女性身体形状，完全是达利的超现实路数。“草皮椅”是艺术家路易斯·埃斯拉瓦设计的有机椅，艺术家设计之初，只为给他家宠物小猫找到一块不占用沙发的休憩之地，椅子最初也叫“猫咪草皮椅”（Silla　Pussylawn）。椅子基座由多孔塑料材质组成，孔隙内可播种，如果灌溉得当，椅子长出一片绿色草皮不是难事。当椅子草皮长出来后，立即受到西班牙年轻人的追捧。而在西班牙南部城市卢塞纳，还出现了高达26米的巨型椅子。
　　西班牙椅子在世界的成名，还归功于有“怪才”之称的设计师约瑟夫·托雷斯·克拉维，他把橡胶制成椅身、用绳子织成靠背和坐垫。这把椅子，在193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的“西班牙馆”中，同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共同展览。这把椅子，后来被约瑟夫·托雷斯的儿子小托雷斯稍加修改，成为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最喜欢使用的手扶椅“黑岛”。
　　而椅子文化起源的另一面，是缘自西班牙狂热的夜生活，酒吧最先用形式各异的椅子招徕顾客。西班牙人一直保留着那亘古不变的午睡时间，他们毫不犹豫地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在夏日的午后，悠闲地小憩上2个小时。一直到下午4点，整个半岛才伴着依旧明媚的地中海阳光，惺忪醒来。晚上九十点钟，他们开始了丰盛的晚餐。之后，便是临近他们的酒吧时间了。男女老少所有人都会在晚上聚集在酒吧消遣，这是他们所谓的“茶花会”（tertulias）。这类场所即使在半夜时分，依旧人声鼎沸。而与西班牙几乎是同纬度的意大利，酒吧早已闭门谢客多时。
　　压抑后的释放，堂·吉诃德式的自嘲警醒，摆脱了西方功能主义设计带来的冷漠、呆板和缺乏人情味的气质，这似乎已形成了西班牙特有的设计风格。从中，你不仅可以看到奔放的拉丁色彩，也有地中海情调的浪漫。
　　相较拥有各种千变万化的形象的椅子，展览中西班牙灯具和海报并没有给人如此多震撼。西班牙古典设计中的维多利亚风格，也渐被活泼、怪异的现代设计替代。西班牙艺术家哈维尔·马里斯卡尔和日本艺术家村上隆一样，都是当今漫画艺术的先锋。他于1983年设计了一盏“蜘蛛灯”——它选择趴在地上，向四周散发昏暗的光。这在今天看来是稀松平常的，但那时的时尚家具设计，并不像今天如此风起云涌。跟马里斯卡尔一样，大部分西班牙灯具设计师是“低技术含量”风格追随者，但在外形上却有艺术家们自己的考究。譬如，不论你找到达利哪款落座灯，你总能从中找到那根独特的拐杖。
　　西班牙人对海报的钟情，缘于对斗牛运动的狂热。每年，西班牙各地举办1.7万次大大小小的斗牛节，其中多数是在城镇举行的小型斗牛节。这时，巨幅的彩色图案都会铺天盖地，西班牙人也因此把海报称为“附在墙上的呐喊”。展览的100张海报，不仅有百余年前的大幅斗牛海报，也有近年的奥运赛事海报、展览海报，甚至，还有毕加索为自己展览所做的招贴海报。当你看到毕加索那标志性的涂抹，或许会为他的率性添上莞尔一笑。

 

   阳光、鲜花、女人、儿童，如果再多一些的题材，就是《圣经》故事。这是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古典绘画大师所擅长描绘的对象，丰满华美。今天所见的“大师”大部分都是日后才被称颂的。当年，他们要呆在自己成名的画坊里，等待主顾的召唤，仅有少数诸如提香等出色的人，或者本身拥有贵族血统的画家，才获得贵族沙龙的青睐。其他人，仅被称为“手工劳动者”，未曾获得与当时诗人一般的艺术家礼遇。
   这样的境遇，在几个世纪后的今天是无从想象的，尤其是艺术家被追捧的年代。曾经生前未曾获得礼遇的“手工匠”，如今都得到了应有的“款待”——他们的画作摆放在白壁散发严肃气息的展览馆中，被后人顶礼膜拜。6月2日至6月18日，“16~18世纪欧洲古典大师油画精品展”在上海城市规划展览馆举行。包括宫廷画家德拉佛斯（Charles de La Fosse）、风景画家歌岩（Goyen）、印象派大师雷诺阿、19世纪法国风景画家柯罗等人的作品。
   看他们的画，或许正常人都可以用一个词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譬如细腻、唯美、和谐、对称之类。那是因为有太多雷同的美丽。这也是在今天艺术市场上，除了顶尖的古典油画大师外，这类古典写实油画仍然当不了主角的缘故。展览的40幅油画总价值达830万欧元，其总价值甚至不及今天当代艺术大师安迪·沃霍尔的一件作品。
   这一切情有可原。在16世纪初，油画乃是一门复杂、极为讲究的技术，但可能也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由于受着规范和程式的重重束缚，它是一种技巧而非艺术，是一种能力而非知识，是一整套程序而非方法。行业的规则、有守密习惯的传统——这一切对于学艺作为一种社会性的职业和需要而存在。
   而在16、17世纪的意大利南部城市佛罗伦萨、威尼斯，甚至形成过很多这样的市场——买者来到画坊排列的地方，一个个地考察一番，挑选其中一位领到他们的教堂、会堂或宫殿去。所有的事情都在契约的限定之下：主题、数量、色调，有时甚至包括角色的表情及画幅的尺寸。此外，还辅之以融合宗教和趣味为一体的传统限制。
   有时候，他们的主顾有其情绪状态，正如我们的制片人有自己的奇思异想一样。一旦他们心血来潮，画家们就又得依照他们的心思加以重新制作，这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既然艺术家必须养家糊口并像现代的机器工厂开工一样去维持画坊，那么，那种不妥协、不退让、痛苦的最优选择是完全办不到的。他们必须放弃油画艺术而遵从涂抹。拒绝赞美王宫贵族，意味着可能永远无法觊觎荣誉。20世纪的萨特就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们是阳光下的鼹鼠。”
   于是，油画的技巧就像手工作坊里的技艺一样传承下来，更像是生活的一技之长。
   而更多的画派组织，则类似一种行业门槛。安特卫普的圣卢克艺术协会，受天主教会掌管，画家入此组织，才能获得政府的薪贴和教会外包的装饰活，Sebastiaen Vranck，这个被委任为圣卢克艺术协会会长的画家，五年后还荣升为天主教会院长。罗马教廷门外仍有无数画家翘首企盼，在佛罗伦萨Uffizi美术馆、马德里的Prado美术馆、伦敦国家美术馆里陈列的艺术家，拉斐尔、提香、米开朗琪罗等都曾为宫廷教会服务。至于伟大的德拉佛斯——路易十四的御用宫廷画家，为其传记者写道：他一直致力于巴黎荣军院的内部装饰，这也是德拉一生最重要的成就，直到他艺术生涯的结束。
   生在德拉佛斯之后的雷诺阿、柯罗等人或许更为幸运一些，至少，他们曾亲自做过不同的尝试和选择。雷诺阿最初与印象画派运动联系密切。他的早期作品是典型的记录真实生活的印象派作品，充满了夺目的光彩。然而到了18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从印象派运动中分裂出来，转向在人像画及肖像画。展览的《林中少女》，则是他在那个进行不同道路选择时期的代表作，他独特的圆笔画法让人产生一种毛茸茸的感觉，像在浪漫的烟雾之中。画家本人是女性形象的崇拜者。而到处写生、创作三千卡米耶·柯罗，则把大部分日子放在巴比松枫丹白露隐居画风景。甚至在巴黎公社时期，柯罗曾被选为革命画家委员，但他却漫游亚维瑞、诺曼底、阿腊斯等法国城镇，一心描绘他心里向往的古城风光和农村景色。《波洛美岛的浴女》是其代表作，是本次展览的为首两幅之一，价格达到72万欧元。
   令人庆幸的是，那些对艺术指手画脚的老主顾们如今终于渐渐远去。他们深通商标和广告语言的本领，曾经让当时的威尼斯，模仿提香风格作画的画家比比皆是。当他们高唱着“你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画出来得如此真实”的时候，也是写实油画悄悄走向衰亡的拐点。直到百余年之后，才有人站出来：一件艺术品，不应仅仅使人感到适用和美。如此想来，安迪·沃霍尔的亿万身家，也是一样情有可原。

     地铁里的人，行色匆匆。在这个城市里，时间就意味着效益，每个人都习惯了用快速掠过的方法对待周边的风景。可笑的是，等大家在地铁里站定之后，竟是那么不知所措——是把双手自然垂下，还是环抱胸前，这都成了难题。

     我喜欢站在地铁车厢里观察人。地铁，是城市的血液，它准时输送，不似路面的拥堵。所以，地铁车厢里的人群是拥有最多种群的一个群体。我喜欢站在靠近车门的栏杆旁，靠在上面，静静地看着风景起步，然后观察内部每一个面部表情各式的人。站在我旁边的，是一个高个的胖子，他穿着一件浅色格子杉，灰色的肩包被他移向身后，手里拿着本漫画，看得津津有味。估计他还是个学生，我这么想。他时不时抬起头，露出那清澈的眼睛，很快又低下头去。再往边上，是一位青春少女，塞着MP3，歪斜着头，想着心事。每个人都有心事，尤其在你无所事事的时候，它们就一股脑都跳将出来，任你折腾，或是折腾你……

     我瞄了下站台，到了人民广场，准备下车。有时候，真希望自己是空气，从这些人的头顶飞过，免遭拥挤之苦，更好的办法，干脆是从城市上空飘过，到达南海上空。这时候，应该是海燕们喧哗的时候吧。

     我是要去见人，一些朋友。

     见一个人，真的好难，尤其是在一个拥挤不堪的城市里。见一群想见的人，则更难。我时常这么想，很多人，很多朋友，我记得他们的音容样貌，在曾经的某个时期，我们共同患难，共同欢喜。之后，分路扬飚，各奔东西。他们还会生活在你的回忆里，不会消弭。偶尔，打一通电话，见一个面，各自唏嘘一番，离别再是各自的生活轨迹。

     可能想法过于功利，甚至极端。就比如这些朋友，都是我学校里的同门师妹。想到她们，就想起了我的学校生活，亲切，甚至是温暖的。但是，她们毕业来到上海工作都已半年多，我们也各自忙于自己的事情，只是偶尔在网上八瓜一下，甚至连面也未曾谋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圈落，慢慢打理，有的去了高校当老师，有的在东航，有的业已独挡一面……可是，我却发现，大家都很拘束，像是商场上的朋友在寒暄。于是，学校的影子离我而去。那枝柳、那草皮、那河、那亭，都渐渐模糊了。

     是啊，这该死的，又应了我那“功利”的想法。我们就都好象是给自己设了防线，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这才发现，我一度所谓对别人的好奇与观察，也仅是好奇与观察而已。我们远远隔离、相望。对于人与人彼此的了解，我们从不愿打开心扉。孤独创造文化，但当我们封闭自己时，也失去了对环境的响应与关怀。

     当骊歌再次在耳边想起时，我想我早已失去了感动的心。

 

 

     

 

雨水冲淡了视线

接着

被谎言击败

奔流而下三千止。

周小川拉响汽笛

尚福林敲响钟

金融街旌旗一片

往地狱冲锋。

罗从北京回来，又在原来经常碰头的地方见面，虽然东西还是难吃，但谈话氛围还是不错的。

隐约还记得我们之间探讨的一些关于文字的东西，有些也是突然的感悟，记录下来，证鉴：

 

1。文字的感觉不会欺骗人。一篇好的文章就像一个五官端正的人，有鼻子、眼睛、眉毛，甚至有表情，无论是痛苦、哀伤，还是幸福、快乐，都能浸润其间。弹眼看去，如果从一片文章中看出相貌，看出表情，确认好文字无疑。

 

2。信息批露式的表达方式必将成为过去，中国新闻教育也将面临一场严峻的变革。读者不再仅仅关心从文字中了解什么，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带给他共鸣，有没有解释性的东西，甚至也包括阅读的快感。

 

3。关于观点。好的文章，是带有作者观点的，但这种观点不是直白地表达出来，而是通过一些技巧传达给读者。观点直白判断会让读者觉得作者武断，甚至不专业。但通过对选择的处理，对白描的处理，对环境映衬的处理，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4。结构方式。文章的结构显得额外重要，如果有多种线索、交错式现场的文字可以通过电影说故事的手段进行链接：比如撞车、巴别塔对故事关系的梳理；如果是单线型发展，可以通过具体细节加强时空的转换，增强立体感；若是线索更为复杂，则要通过关键人物关键性语言进行链接。

 

5。结构紧凑的文字，是一种表达习惯，就像思维的习惯一样。语序也要有节奏地安排，段落也是如此。一样的语序，放在排比段落更有力量。可以多通过转折、递进等方法，加强语序的节奏感。

 

6。说故事的方法。有好故事的人，则是好故事的前提。值得写的人物包括，其一，在一个转折性时期，会有很多人自身矛盾的发展能掩映社会某一区域的变革，这是最具代表性故事的人物。其二，个人有鲜明的性格特性，代表了某一特别种类的人群。其三，自身的故事不具有可复制性，虽然小众，但可以折射出大众羸弱的一面。

 

7。总体而言，国内新闻写作还停留在很低的层面。但参考消息和FT上有很多很牛的文章，不乏一些国内高手之作。

 

8。文字的感觉可以解决任何困难。那是万能的钥匙。就算采访或者思考，都遇到了困难，但都可以通过好文字的感觉来弥补。

 

9。写作是项伟大的工作，爱它，就得触摸它，找到它的肌理。

 

10。只有毫无技巧的作者，才能写出毫无品味的文章。也只有毫无感情的人，写的东西才会干瘪无味。

1.青春渐渐远去。

臃肿的身躯、疲惫的皮囊和迈不动的脚步，还有那冰冷的思想。

 自己的一切令人厌恶。

 

2.无趣。

飘过。

像是被黑洞逐渐吞噬。

 

 

章剑：十三年的“进”与“出”

    　　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当代画家普遍寻求意义符号的时候，章剑就已经被艺术圈称为“国内印象派技术掌握得最好的画家”

 

  　　

    　　粉壁的上海美术馆里，章剑缓步游弋在自己数百幅作品中，他的影子似乎受到灯光的惊吓，蜷缩在两脚之间。之后，他便干脆坐在中央的板凳上，一动不动。那孤独的姿态，如同他目光所注视的画面：一个小人在灰色的湖面中游泳，挣扎着游向对岸，又像是即将沉溺。

    　　“毕竟，现在与十年前不一样了，那种灿烂的时光、洋溢的色彩，再也回不去了。”年近不惑的画家章剑反复不断地感叹说，他的作品以天安门、长安街、后海的北京标志性图景见称。3月22日至4月20日，“历史的现实——章剑1994~2007作品展”在上海美术馆展出。

    　　四合院的时光

    　　“章剑，那个画印象派的画家。”10年前，人们记住了那个擅长把阳光画得“一丝一缕”的青春小伙。章剑的出名，与他早期画印象派的作品相关。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当代画家普遍寻求意义符号的时候，章剑就已经被艺术圈称为“国内印象派技术掌握得最好的画家”。

    　　1993年的夏天，25岁的章剑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他拎着包、骑着自行车，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对面里弄的四合院中安了个家做画室，这营一安就是五年，硬是没挪过地。早在那几年前，章剑还曾一度想当个足球明星：从小到大，除了绘画好，其他文化功课都不妙，数学、英语尤其差，在他耳边萦绕最高频率的词语就是“笨”。直到17岁时，章剑才放弃了燕山石化工人生活和足球明星的梦想，正式开始学习绘画，并进入中央美术学院。

    　　四合院，在北京画家章剑看来，再熟悉不过了。朝东的房间、林荫的小道，然后就是从空中洒落的光线，冒着热气的水壶，点点滴滴，都入了章剑的画。“那时的我青春，画面色彩也格外灿烂、亮丽，国内还没有人教印象派画法，我就拿着国外的画册，倒也是笨苯的误读，反而形成了自己朴实的风格。”章剑说道。

    　　那时的他每天最关心的是天气预报，期待第二天是个晴朗的天，尤其是夏天阳光灿烂时。然后每天他就呆在小院里，架起画架，用印象派的方法画阳光里的小院，有时候还能请来对面经贸大学的女生做模特，时常还到人家那里吃顿饭、带回一暖瓶开水。这形成了他早期明亮的印象派“阳光系列”。

    　　至今，章剑还保存着一幅自己的印象派原作不舍得卖，那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一幅——夏天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打进房间，斑驳毕现，屋外的绿色铺满眼帘，屋内书桌旁，一个女孩正在伏案而读，她的前面，一束百合含苞待放。

    　　然而，更多的评论家还是喜欢把章剑当作艺术圈里的“个案”来研究。他一度被排挤在当代艺术圈落之外——他的画法不被讲究观念的当代艺术承认，有段时间，几乎所有有关当代艺术的展览都没有他的份；与此同时，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章剑一度又与学院派风格格格不入，以至于后来每每人们问起章剑的成功，他总把“自我教育”放在首位。

    　　在一个老派的北京四合院中，章剑就这样恪守着孤独与梦想。幸运的是，市场却没有摒弃两大阵营外的章剑。他的作品一直有市场，自1993年后，他一直靠卖画养活自己，日子倒也过得舒坦。和某些艺术家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一直受到市场的肯定，章剑这个名字才慢慢被当代艺术圈所注意。

    　　“我就像那要熄灭的灯泡”

    　　游离在边缘的生活是孤独的，也是痛苦的。画印象派，章剑得到的艺术理解始终太少，他的画风也一度变得忧郁和灰暗。“画印象派得不到理解，玩当代艺术的老觉得你不够前卫，又不是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这个圈子。并且，我这又不是所谓的学院派的方向，在美院教育里还是空白，没有人这么画而且画得很好。”

    　　三十而立之时，章剑终于作了走出四合院的决定。他要寻求突破，在艺术道路上他变得迷茫，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该怎样生存下去，他的同学们继续坚持做艺术的已经不多了。他只能给自己的特点条分缕析，对未来却毫无打算，“我是一个不太善于思考的艺术家，也不是文学性很强的艺术家，我只是一个感觉型的艺术家。我完全是为了好看、为了美。”

    　　又是夏天，章剑喜欢夏天，因为“有树荫，光线好；女孩穿裙子，皮肤特别鲜艳”。章剑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城里转悠。那时当代艺术界流行意义符号，章剑也想尝试找个符号出来代言自己。章剑来到后海，发现了周围歪歪斜斜的栏杆，有人在里面游泳，他沿着长安街路旁的树荫里行走，望着天安门，他想“能否画一些严肃的题材”，而“水”还是光线的载体，可以承载下原来的技法。于是，“后海游泳者”系列成了他的代言，观念有了，他也因此变得富裕起来，“不过，我觉得水中小人就是我自己，快要溺水的状态，拼命挣扎，努力游向对岸。”

    　　被动的章剑，并非不懂得寻找符号，且加以观念包装。“13岁那年我骑父亲的自行车从远郊历经4个小时从西长安街穿行到天安门广场，在广场绕了一圈又一圈，它是那样庄严、鲜艳、高大。13岁的‘高大’，就是主流媒体宣传的结果吧。20年后，我又站在那个视角画了两幅广场，天安门只是画面当中远处地平线上一个红点而已。那个小红点儿挑逗了大多数人的‘公共经验’，一种新的解读也就诞生了。”他还受里希特影响玩过模糊画，还搞过黑白景、雪点画尝试，在2003年一年间，他就弄过不下十种尝试，有成功也有失败。原来画印象派画一个月才能画一幅，如今速度甚至加快了一倍。2005年创作的《长安街》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拍出了好价钱后，一些国际当代画廊也向章剑发出了邀请，他终于“当代”起来。    　　然而，这些毕竟都不是他所喜欢的。“我觉得自己就像灯泡，突然很亮，慢慢地，就要熄灭了。我觉得这个展览也是给自己一个总结，我会把它调亮一点，让它更灿烂一些。”章剑说，在他的梦里，年轻时画印象派的生涩面孔却更多出现在他的梦境中。而且他始终觉得，“一个艺术家的成就与他在画室的时间成正比。”

    去上海书城，买了几本书，找出了几篇卡尔维诺早期的短篇小说，这个意大利的怪诞大师，文字颇有几分姿色，在完成轻松的叙述之后，作家总把发人生醒的东西总是交给读者自己挖掘，难怪有人说，“读者在上游，卡尔维诺在下游”。在网上找到其电子版，发其中一篇代表作《黑羊》，让大家真正领略阅读的快感。

 

《黑羊》 卡尔维诺 （意大利）

     入股了,入股了,随着周围汹涌的人潮,随着大把大把的发财美梦,我终于按奈不住自己的屁股,于某个即将报选题的下午,坐到了单位楼下的证券营业厅中，向各位大妈大婶、还有享受着高高在上地位的咨询保安讨教。说实在的，真的佩服这帮大妈大婶，一月一天去银行兑外汇时，就见着一位大妈抱着一捧现金进银行转帐，那架势，简直是“雄赳赳，气昂昂”。

    于是，我花了一个晚上时间，一边做着发财的美梦，一边翻来覆去研究这个看似神圣的网络行情委托系统，无奈之余，终于佩服起我们单位门口的保安大叔。因为有一天，在工作之余，我瞥见了那位大叔如何用快捷键熟练地切换于多个包含复杂数据的网页，并一本正经告诉我，这是多么简单。报社办公室里话题也随着股热而变得“多姿多彩”：音箱里播放地是某位股民一串地道的国骂，几位仁兄以“专业的技巧”切磋交流心得，MSN上挂地都是与股市有关的话题。果然够财经！

    对于股票，最早的概念还是父亲曾于97年到99年那段时间炒股，他每天把日报拿回家，在整版整版的数据上，找到芝麻大的小字符，或奋跃，或懊恼，炒来炒去，也没见赚得什么钱。后来父亲听信市场谣言，买了当时已经PT的哈慈，蛮以为能赚上一笔，结果半年之后，人家已经从市场摘牌，于是母亲坚决不让他再碰股市。母亲的想法也很直接：即使没什么钱，也能稳当地过日子，而不是成天心跳三跳四的。大学里，也曾学过一段时间的金融知识，不过基于自己极差的数学天份，发现从数字12345中找出规律是多么难，于是中途便放弃了。等到再次见到曾经一起学过金融的小胡同学，终于懊悔以前的金融知识真是没好好学，当我们的小胡同学开始玩权证的时候，我竟然连委托的单子都没下过，更别提对股市有什么研究了。

     不会玩就别玩了，为什么还进股市？赵松同学曾说过，人要完整自己的人生。在我们还没有完全拿捏自己人生的时候，对于新奇的东西应该抱着学习和参与的态度。不管牛市也好，熊市也罢，你经历了财富数字的上下变迁，或许你就能体会到那些人为何能够拼死拼活，或许也能体会到真正的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抑或许，你对人生的变幻，也不再那么苛求？当一个青年人步入成熟时，应该是他对变化的熟练反应还是处乱不惊、洁身于外？带着种种对自我的拷问，我加入了股市中。体验过程，而不是追求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