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fil de 俊杰斯飞亦飞FotosBlogListasMás  |  Herramientas Ayuda |
|
31 enero 二下香港 一到香港，我就成了聪明人。这并非是因为气候所致，或者由于基因突变导致的智力提升。打个简单的比方，譬如我本不知道书中“割引”等词语的确切含义，等到我再次站在它面前，就完全明白了。
港人皆商
内地200分之一的人口，在一块跟广州差不多大的地方上生存，活得还挺滋润，港人的经济才能由此可见一斑。这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估计也就排在墨西哥城、东京之后。24日中午，当我拖着疲惫的步伐在香港铜罗湾卸下身上的包袱时，只想找个地方美美睡上一觉。落宿地是一家家庭旅馆，香港的地价很贵，为了便于外地游客不至于在逢年过节之季在迪士尼乐园打通铺，他们允许这样的家庭旅馆开张，甚至还有发票可供提供。我住的是六室一厅的一户人家，300元一晚，在香港已属便宜（基于地段来说对购物人来说可是超级便宜）。房间很小，小到你摆下你的行李箱后，基本上就要垫脚走路。一张床，头上一个老式空调机、一台16寸的破旧电视，一个小衣柜摆在这个类似过道的房间中。对于房景，那是香港人再自豪不过的，至于我，则一向戏谑他们像马蜂一样住在蜂窝里。
铜罗湾的街道上永远是数不完的商铺，有些对于上海来讲甚是熟悉，崇光百货、置地广场、大时代广场等等，而几乎私人场铺霸占了街道两旁所有的狭小空间。“港人皆商”并非虚语，据说前两年香港政府要在西九龙做一个文化基地，结果被香港市民以“无法赚钱”为由驳回。看看马会里的热闹场面，就不难理解在这样一个地方，为何人人都要拼命赚钱，去花几百万港币买一个蜂窝的洞眼居住。
下午在马路的轰鸣中醒来，决定去楼下维多利亚湾和公园看看，港人对环境还是比较关注，偌大的维多利亚公园里，老人、孩子、情侣各取其地，相得益彰，肥鸽在公园里蹦跳，不会对生人有所恐惧，不过想到近日H5N1在港的再次发现，不免让行人有所畏惧。维多利亚湾甚是有趣，以往电视中可见的都是摩天轮耸立在高楼林立中、豪华油轮穿梭在碧海蓝天之间，而这次居然看见了另外一面：在维多利亚湾停泊处，除了湾里豪华的大油轮，靠近岸边的尽是一些破旧的小渔船、有些甚至已经没于水间，船上生活的都是一些低下层或老人，他们以拾荒为生，岸边还有他们自己搭建的露天毛厕、士多馆，在这岸边靠近高楼的马路旁，铁丝网似乎把他们永远横亘在城市之外。
高昂的文化成本
两次来港，都逛了香港闹市中的三联和商务印书馆，但都没舍得买书。书店很小，根本比不上上海书城那样的庞然大物，当然香港图书馆据说很大，但我没有去过。但就出版市场来说，香港获取知识的成本远远高于内地，这恐怕也是香港人为什么不愿意读书的原因之一。一个简单的比较，一本畅销书《达芬奇密码》在内地全价就26元，打打折、促销什么的，也就20元左右。而在香港书店里，标价达到126元港币。这还算是便宜的，带有图片的旅游读物价格更高，一小本就动辄300元以上。陪同的Zoe告诉我，香港人基本上是靠网路和短讯来获取信息，而不是书本。所以，快餐型、娱乐化的读物在香港才能大为甚行，我经常在某个街头，看见等货的货运司机拿着《鹿鼎记》的漫画津津入味。八卦更是特色，扫眼报摊，几乎都是坦胸露乳、美仑美奂的图片霸占所有眼光所及之地。
不过就此说，香港人没有思考能力，未免牵强。有识见的港人也经常去内地汲取文化养分，我遇到的一些人，也似乎看到了香港潜在发展的问题。不过，光从社会成本来看，香港的器物卖得着实便宜，尤其数码产品，往往同级的比内地便宜200元以上，但文化成本的高门槛，也似乎正在制约着香港的纵深发展。譬如我等，虽未到过日本，但早在学校里就通读过美国人写的关于日本文化《菊与刀》等著作，而香港市民虽与日本接触教多（他们往返东京往往比往返内地要便宜和方便得多），有些人却对日本文化渊源知之甚少。
娱乐路线
说到正题，这次去香港，是因为单位与香港贸易发展局有合作，要向内地介绍他们的服务产业，这次轮我做的是数码娱乐产业。这次的安排，是四天做5个访问，地点遍及香港四处，从荃湾到九龙湾，又到中环、柴湾。基本上把香港地铁坐了个遍。提到香港地铁，不得不说他的交通。街头并不如上海地面那般臃堵，一来是因为他地铁路线的发达，另一块主要原因我觉得是港府鼓励市民乘坐地铁，譬如，从中环到铜罗湾，做公交要6元左右，但乘地铁却只要4.6元，所以也有人说，香港地铁里，可能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确实如此，即使不是上下班时间，地铁里也是人满为患。不像上海，时间段造成的差别离奇大。
急事，回头继续写就。
14 enero 新年新年，过得有点麻木了。心不在焉外加脑袋短路。每次跨年，总是历逢这样的状态：那种对过往的依恋和对前方的憧憬，交织在现实的馄饨中，形成一块不可触摸的帷幕，遮蔽了自我。
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渴望未知的世界，渴望用自己的双手带来关于时代精彩的记录，然而我们始终对时间无可奈何，一切终归成为时间的尘土，于是这种悲观主义总是在新闻发生的背后生生影响了自己的判断和写作。我们的能力究竟有多大？我们的文字是否具有我们想象中的力量？有时连我自己也感到怀疑。这种怀疑不是休谟那种积极的怀疑主义精神，而是对自身价值观不稳定的表示。我们生活的转型年代是一个浮躁的世界，名利充斥，世俗旁观，就连媒体也备受眼球经济的召唤。成名要趁早，各种方式的成名已成为当务之急。当我一次次地以为自己是为某种弱势力量高歌的时候，到头来幡然——仍然只不过是被别人利用的工具。一丘之貉。没有人想为这个社会做什么，只在想能从中获得什么。 一年过去了，这种情况没有丝毫改变。
最近在网上看《生于1976》，有人评论这一代人时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他们是一代没有成熟完整经历80年代理想主义的一代人。而我们，则更为悲惨，只能对此道听途说。什么是理想？当它越来越模糊的是，我们终归归于平淡。“这只是一个工作而已。”——无数同行的声音在耳边想起，或许更让人悲伤不已。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