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的椅子，荒诞的西班牙

 

     屁股下的椅子，饱受我们折磨，我们也同样饱受椅子的折磨。造型别致的，我们会觉得不舒适；舒适的，让人觉得没有新意。难道我们对椅子要求太高了？毕竟，每个人有半辈子是坐着度过的。想象一下，家中如果拥有一把可以自然生长的座椅，会是怎样？再弄一个像浮标一样随处悬吸的游泳圈壁灯。再不满意的话，那就让沙发穿上高跟鞋、让台灯变成枝丫并茂的植物吧。　
　　这不再只是想象。在西班牙的设计世界里，这些都早已成为现实。6月13日至7月9日，300件西班牙设计作品在上海美术馆中呈现：除上述怪异之物，还包括拄着拐杖的台灯，可环顾四面的巫师椅，就连唱诗班庄重的长椅，也被设计师拿来戏谑……作品包括百年来西班牙设计中具有代表性的100张椅子、100盏灯、100张海报。
　　西班牙盛产天才，也盛产疯子。他们擅长的荒诞，从四个世纪前塑造堂·吉诃德的塞万提斯始，就一直不止。安东尼·高迪把中规中矩的建筑玩成弧形，毕加索画的只有他自己明白的抽象画。当然，还有那个喜欢在画中把脑袋枕在拐杖上的萨尔瓦多·达利。没有人怀疑西班牙人的想象力，四百年前这样，一百年前这样，而今，依然如此。“这是夸张的玩笑。”此次300%西班牙设计展的策展人、来自加泰罗尼亚的设计师Juli　Capella如此说道。
　　椅子，可说是西班牙设计的代名词，也成为西班牙文化的一个象征。据说，西班牙一些地方，至今还保持这样的风俗：青年男女谈情说爱时，总爱在身边放一把空荡荡的椅子，上面并不放任何东西。西班牙对椅子所表现的好感度，可见一斑。今天，西班牙椅子种类成百上千，什么“乐家椅”（Silla　Roca）、“奇科特椅”（Silloncito　Chicote），名称极为复杂。国际工业界干脆用“西班牙椅子”统称这些异类。
　　椅子在西班牙也被称为“微型建筑的象征”。一度，西班牙建筑师、画家对椅子的荒诞偏好，超过了对自身职业的热衷，高迪、达利等人，都曾把玩过独特怪异椅子于西班牙设计中。最先被高迪拿来尝试现代主义风格的，就是椅子。20世纪初，维多利亚奢华风在设计中仍大行其道，而什么人体力学、功能主义还处在“娘胎”中，高迪凭着他天才的敏感，在建筑和家具设计中加入自然和各种有机形态。对称、庄严在他眼里不过是矫饰、机械或者冷漠的代名词，由他带头的“新艺术运动”在当时影响广泛。
　　超现实主义画家代表达利就宣称：“椅子不仅是用来坐的。”他的一部分超现实构想在椅子上变成了现实：“蕾达椅”（Silla　Leda）椅腿是三条穿着高跟鞋的女人大腿，椅背是一个扭曲的女性身体形状，完全是达利的超现实路数。“草皮椅”是艺术家路易斯·埃斯拉瓦设计的有机椅，艺术家设计之初，只为给他家宠物小猫找到一块不占用沙发的休憩之地，椅子最初也叫“猫咪草皮椅”（Silla　Pussylawn）。椅子基座由多孔塑料材质组成，孔隙内可播种，如果灌溉得当，椅子长出一片绿色草皮不是难事。当椅子草皮长出来后，立即受到西班牙年轻人的追捧。而在西班牙南部城市卢塞纳，还出现了高达26米的巨型椅子。
　　西班牙椅子在世界的成名，还归功于有“怪才”之称的设计师约瑟夫·托雷斯·克拉维，他把橡胶制成椅身、用绳子织成靠背和坐垫。这把椅子，在193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的“西班牙馆”中，同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共同展览。这把椅子，后来被约瑟夫·托雷斯的儿子小托雷斯稍加修改，成为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最喜欢使用的手扶椅“黑岛”。
　　而椅子文化起源的另一面，是缘自西班牙狂热的夜生活，酒吧最先用形式各异的椅子招徕顾客。西班牙人一直保留着那亘古不变的午睡时间，他们毫不犹豫地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在夏日的午后，悠闲地小憩上2个小时。一直到下午4点，整个半岛才伴着依旧明媚的地中海阳光，惺忪醒来。晚上九十点钟，他们开始了丰盛的晚餐。之后，便是临近他们的酒吧时间了。男女老少所有人都会在晚上聚集在酒吧消遣，这是他们所谓的“茶花会”（tertulias）。这类场所即使在半夜时分，依旧人声鼎沸。而与西班牙几乎是同纬度的意大利，酒吧早已闭门谢客多时。
　　压抑后的释放，堂·吉诃德式的自嘲警醒，摆脱了西方功能主义设计带来的冷漠、呆板和缺乏人情味的气质，这似乎已形成了西班牙特有的设计风格。从中，你不仅可以看到奔放的拉丁色彩，也有地中海情调的浪漫。
　　相较拥有各种千变万化的形象的椅子，展览中西班牙灯具和海报并没有给人如此多震撼。西班牙古典设计中的维多利亚风格，也渐被活泼、怪异的现代设计替代。西班牙艺术家哈维尔·马里斯卡尔和日本艺术家村上隆一样，都是当今漫画艺术的先锋。他于1983年设计了一盏“蜘蛛灯”——它选择趴在地上，向四周散发昏暗的光。这在今天看来是稀松平常的，但那时的时尚家具设计，并不像今天如此风起云涌。跟马里斯卡尔一样，大部分西班牙灯具设计师是“低技术含量”风格追随者，但在外形上却有艺术家们自己的考究。譬如，不论你找到达利哪款落座灯，你总能从中找到那根独特的拐杖。
　　西班牙人对海报的钟情，缘于对斗牛运动的狂热。每年，西班牙各地举办1.7万次大大小小的斗牛节，其中多数是在城镇举行的小型斗牛节。这时，巨幅的彩色图案都会铺天盖地，西班牙人也因此把海报称为“附在墙上的呐喊”。展览的100张海报，不仅有百余年前的大幅斗牛海报，也有近年的奥运赛事海报、展览海报，甚至，还有毕加索为自己展览所做的招贴海报。当你看到毕加索那标志性的涂抹，或许会为他的率性添上莞尔一笑。

 

   阳光、鲜花、女人、儿童，如果再多一些的题材，就是《圣经》故事。这是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古典绘画大师所擅长描绘的对象，丰满华美。今天所见的“大师”大部分都是日后才被称颂的。当年，他们要呆在自己成名的画坊里，等待主顾的召唤，仅有少数诸如提香等出色的人，或者本身拥有贵族血统的画家，才获得贵族沙龙的青睐。其他人，仅被称为“手工劳动者”，未曾获得与当时诗人一般的艺术家礼遇。
   这样的境遇，在几个世纪后的今天是无从想象的，尤其是艺术家被追捧的年代。曾经生前未曾获得礼遇的“手工匠”，如今都得到了应有的“款待”——他们的画作摆放在白壁散发严肃气息的展览馆中，被后人顶礼膜拜。6月2日至6月18日，“16~18世纪欧洲古典大师油画精品展”在上海城市规划展览馆举行。包括宫廷画家德拉佛斯（Charles de La Fosse）、风景画家歌岩（Goyen）、印象派大师雷诺阿、19世纪法国风景画家柯罗等人的作品。
   看他们的画，或许正常人都可以用一个词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譬如细腻、唯美、和谐、对称之类。那是因为有太多雷同的美丽。这也是在今天艺术市场上，除了顶尖的古典油画大师外，这类古典写实油画仍然当不了主角的缘故。展览的40幅油画总价值达830万欧元，其总价值甚至不及今天当代艺术大师安迪·沃霍尔的一件作品。
   这一切情有可原。在16世纪初，油画乃是一门复杂、极为讲究的技术，但可能也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由于受着规范和程式的重重束缚，它是一种技巧而非艺术，是一种能力而非知识，是一整套程序而非方法。行业的规则、有守密习惯的传统——这一切对于学艺作为一种社会性的职业和需要而存在。
   而在16、17世纪的意大利南部城市佛罗伦萨、威尼斯，甚至形成过很多这样的市场——买者来到画坊排列的地方，一个个地考察一番，挑选其中一位领到他们的教堂、会堂或宫殿去。所有的事情都在契约的限定之下：主题、数量、色调，有时甚至包括角色的表情及画幅的尺寸。此外，还辅之以融合宗教和趣味为一体的传统限制。
   有时候，他们的主顾有其情绪状态，正如我们的制片人有自己的奇思异想一样。一旦他们心血来潮，画家们就又得依照他们的心思加以重新制作，这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既然艺术家必须养家糊口并像现代的机器工厂开工一样去维持画坊，那么，那种不妥协、不退让、痛苦的最优选择是完全办不到的。他们必须放弃油画艺术而遵从涂抹。拒绝赞美王宫贵族，意味着可能永远无法觊觎荣誉。20世纪的萨特就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们是阳光下的鼹鼠。”
   于是，油画的技巧就像手工作坊里的技艺一样传承下来，更像是生活的一技之长。
   而更多的画派组织，则类似一种行业门槛。安特卫普的圣卢克艺术协会，受天主教会掌管，画家入此组织，才能获得政府的薪贴和教会外包的装饰活，Sebastiaen Vranck，这个被委任为圣卢克艺术协会会长的画家，五年后还荣升为天主教会院长。罗马教廷门外仍有无数画家翘首企盼，在佛罗伦萨Uffizi美术馆、马德里的Prado美术馆、伦敦国家美术馆里陈列的艺术家，拉斐尔、提香、米开朗琪罗等都曾为宫廷教会服务。至于伟大的德拉佛斯——路易十四的御用宫廷画家，为其传记者写道：他一直致力于巴黎荣军院的内部装饰，这也是德拉一生最重要的成就，直到他艺术生涯的结束。
   生在德拉佛斯之后的雷诺阿、柯罗等人或许更为幸运一些，至少，他们曾亲自做过不同的尝试和选择。雷诺阿最初与印象画派运动联系密切。他的早期作品是典型的记录真实生活的印象派作品，充满了夺目的光彩。然而到了18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从印象派运动中分裂出来，转向在人像画及肖像画。展览的《林中少女》，则是他在那个进行不同道路选择时期的代表作，他独特的圆笔画法让人产生一种毛茸茸的感觉，像在浪漫的烟雾之中。画家本人是女性形象的崇拜者。而到处写生、创作三千卡米耶·柯罗，则把大部分日子放在巴比松枫丹白露隐居画风景。甚至在巴黎公社时期，柯罗曾被选为革命画家委员，但他却漫游亚维瑞、诺曼底、阿腊斯等法国城镇，一心描绘他心里向往的古城风光和农村景色。《波洛美岛的浴女》是其代表作，是本次展览的为首两幅之一，价格达到72万欧元。
   令人庆幸的是，那些对艺术指手画脚的老主顾们如今终于渐渐远去。他们深通商标和广告语言的本领，曾经让当时的威尼斯，模仿提香风格作画的画家比比皆是。当他们高唱着“你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画出来得如此真实”的时候，也是写实油画悄悄走向衰亡的拐点。直到百余年之后，才有人站出来：一件艺术品，不应仅仅使人感到适用和美。如此想来，安迪·沃霍尔的亿万身家，也是一样情有可原。

     地铁里的人，行色匆匆。在这个城市里，时间就意味着效益，每个人都习惯了用快速掠过的方法对待周边的风景。可笑的是，等大家在地铁里站定之后，竟是那么不知所措——是把双手自然垂下，还是环抱胸前，这都成了难题。

     我喜欢站在地铁车厢里观察人。地铁，是城市的血液，它准时输送，不似路面的拥堵。所以，地铁车厢里的人群是拥有最多种群的一个群体。我喜欢站在靠近车门的栏杆旁，靠在上面，静静地看着风景起步，然后观察内部每一个面部表情各式的人。站在我旁边的，是一个高个的胖子，他穿着一件浅色格子杉，灰色的肩包被他移向身后，手里拿着本漫画，看得津津有味。估计他还是个学生，我这么想。他时不时抬起头，露出那清澈的眼睛，很快又低下头去。再往边上，是一位青春少女，塞着MP3，歪斜着头，想着心事。每个人都有心事，尤其在你无所事事的时候，它们就一股脑都跳将出来，任你折腾，或是折腾你……

     我瞄了下站台，到了人民广场，准备下车。有时候，真希望自己是空气，从这些人的头顶飞过，免遭拥挤之苦，更好的办法，干脆是从城市上空飘过，到达南海上空。这时候，应该是海燕们喧哗的时候吧。

     我是要去见人，一些朋友。

     见一个人，真的好难，尤其是在一个拥挤不堪的城市里。见一群想见的人，则更难。我时常这么想，很多人，很多朋友，我记得他们的音容样貌，在曾经的某个时期，我们共同患难，共同欢喜。之后，分路扬飚，各奔东西。他们还会生活在你的回忆里，不会消弭。偶尔，打一通电话，见一个面，各自唏嘘一番，离别再是各自的生活轨迹。

     可能想法过于功利，甚至极端。就比如这些朋友，都是我学校里的同门师妹。想到她们，就想起了我的学校生活，亲切，甚至是温暖的。但是，她们毕业来到上海工作都已半年多，我们也各自忙于自己的事情，只是偶尔在网上八瓜一下，甚至连面也未曾谋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圈落，慢慢打理，有的去了高校当老师，有的在东航，有的业已独挡一面……可是，我却发现，大家都很拘束，像是商场上的朋友在寒暄。于是，学校的影子离我而去。那枝柳、那草皮、那河、那亭，都渐渐模糊了。

     是啊，这该死的，又应了我那“功利”的想法。我们就都好象是给自己设了防线，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这才发现，我一度所谓对别人的好奇与观察，也仅是好奇与观察而已。我们远远隔离、相望。对于人与人彼此的了解，我们从不愿打开心扉。孤独创造文化，但当我们封闭自己时，也失去了对环境的响应与关怀。

     当骊歌再次在耳边想起时，我想我早已失去了感动的心。